宝岛台湾400年风云沧桑录

宝岛台湾400年风云沧桑录

17世纪20年代,荷兰凭藉武力攻佔台湾南部,在一鲲鯓建热兰遮城,作为荷兰总督的统治中枢。该图系荷人所绘。

导语:400年前的台湾,静静地躺卧在距离中国大陆东南方一二百公里的海面上,管它日落月升,白云苍狗;管它风云雨雾,潮来潮去;她都只是海面上被浪潮拥抱的一个荒岛而已。直到荷兰人佔据,才在中国长远的历史意识里浮现出美丽的岛影,从此展开她孤悬海外却又若即若离的沧桑历程。

宝岛台湾400年风云沧桑录

清代时期的一幅图画,让我们一睹当时台湾汉人和原住民的样貌。

史前时代•悠久的无字文明

台湾的可信历史不过400年,但在此之前,早有人类在岛上活动,年代之久,甚至可以上溯到旧石器时代。台湾目前唯一发现的旧石器文化遗址,是台东县长滨乡的八仙洞,洞里的石器无论大小,全都用天然砾石打剥而成,不见丝毫磨製的痕迹。学者称这种石器为「砍伐器」,属旧石器时代遗留,距今可能约在5万年前,最晚也在5000年前左右。

八仙洞遗址位于台湾东部花东海岸山脉的半山腰上,学者认为既然这样的地形都有人类活动的遗迹,那幺适合人类生活的西海岸地区更应该可以找到相似的文化遗留。1979年底,台北市芝山岩遗址出土的一件外表粘有若干海贝的「典型砾石砍器」,证实了学者的这一推断。

不过,芝山岩遗址的典型代表是新石器时代文化,而新石器文化最初是从台北县八里乡的大坌坑遗址走入人们视野的,在这里发现有绳纹的红陶和少量的磨製石锛与带孔石镞,其存在的年代距今约7000年到5000年之间。同时期的文化遗址,还有台北的圆山、芝山岩,台中的牛骂头,台南县归仁乡的八甲村和高雄县林园乡的凤鼻头等,可见台湾历史之久远。

在这些文化遗址中,尤为值得一提的是圆山遗址。它位在台北湖畔(即今台北盆地,在古老时代它是一个湖泊,后来地层上升,湖水流泄入海,才渐成今之盆地),属新石器时代晚期。在遗址中除发现有磨製的石器、彩绘陶器外,还有玉器和青铜器,以及难得一见的贝冢。所谓「贝冢」,是指人类取食贝肉后丢弃的大量贝壳所形成的堆积物。由于大量的贝壳能形成富含钙质的环境,较易保存骨及角质的有机物,所以在贝冢中也同时发现五座墓葬,说明那时的圆山人已有了较为先进的聚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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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里乡的十三行遗址出土了大批陶器和少许铁器,标誌着台湾西海岸地区率先进入铁器时代。

从新石器时代到青铜时代,再至铁器时代;从南方到北方,从山区到海滨,各个时期的文化遗址散落于全岛,无言地诉说着宝岛的史前文明。由于铁器导入,台湾西海岸地区率先脱离石器时代,进入铁器时代。此一时期的文化遗存以台北县八里乡的十三行遗址为代表,这里发现的史前遗留物已经没有了石器,较多的是火候高而质地坚硬的陶器和少许的铁器。从存留时间看,十三行文化一直持续到汉人进来之后,才在汉文化的影响下逐渐消失,台湾也在汉文化进来之后,徐徐开始了她有文字记载的文明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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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台湾有兴趣的西方国家不只荷兰,只是目的不同而已。刊载于1890年3月号英国《伦敦画报》上的一幅插图,描绘了英国旅行家在台湾探险的经历。他们在当地民工的协助下,深入茂密的竹林。在西人眼中,台湾竹林遍布,带着东方的浪漫与神秘。

荷人据台•400载历史就此开启

早在荷兰人据台之前,就有汉人陆续来此垦荒,或与原住民做生意,或将此作为海盗的根据地。宋朝《文献通考》记载:「流求国在泉州之东,有海岛曰澎湖,烟火相望,水行五日可至。」此段文字表明一千多年前,即有人从大陆渡过海峡登临台湾岛,并指出「流求」即今之台澎,但到底是台湾还是澎湖,抑或两者均概括在内?

不管怎样,台湾一直都在静静地等待开发,然而,中国却一再错过。宋、元时代兴盛的海上丝绸之路,频繁往来的船只并没有发现她,郑和七次下西洋,那浩浩蕩蕩的船队也从没有对她看上一眼。即使明中叶以后,对中国海岸城乡侵扰不已的倭寇和海盗就在台湾设据点,剿倭名将俞大猷也没有来此斩草除根。但是,远在万里之遥的荷兰却不曾错过。

17世纪,欧洲进入海权争霸时代,海路的开通和航海技术的改进,使临海的西欧诸国各自派出船队对欧洲以外的土地进行抢夺佔领或经济侵略,荷兰就在这个时候继葡萄牙和西班牙之后来到亚洲的远东地区。

其实,荷兰在中国建立根据地,以便与中国进行贸易的企图由来已久,但在多次接触之后均无功而退。于是明天启二年(1622)7月,荷兰提督赖耶尔逊率兵舰攻打澎湖,苦战多时失利,仍不死心,再于天启四年(1624)8月转而东佔台湾南部。由于荷兰人的佔领和开垦,中国才开始注意到这个海外荒陬。所以,连横在《台湾通史》里劈头就说:「台湾固无史也,荷人启之,郑氏作之,清代营之。」将台湾历史明确定在荷兰人据台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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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2年1月,热兰遮城在被围困八个月后,荷兰人被迫和谈,至此,郑成功收复台湾。

荷兰人对台湾的开发主要在农业方面。据台初期,由于人力不足,乃由东印度公司至闽南招垦、接运汉人来台垦荒,并从南洋输入百余头黄牛交给前来垦荒的汉人,还引进豌豆(荷兰豆)、释迦、蕃茄等新作物。而为了提高生产力也兴修水利,如埤圳、井泉、桥樑等。那时候荷兰人靠台湾特产鹿皮、蔗糖和稻米,赚取不少利润,然获利更多的是重抽进口税、百分之十的生产税、狩猎税、捕鱼税,以及不分男女老幼,年满7岁就要缴纳的人头税,如此繁重的赋税,引起当地民众的强烈反抗,先有日本倭寇滨田弥兵卫事件,后有台胞郭怀一的反荷抗荷行动。这些反抗虽然最后都以失败告终,但却撼动了荷兰在台的统治,所以待郑成功一到,里应外合,吹灰之力即将荷兰人逐出台岛,38年的殖民统治宣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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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大量汉人纷纷由福建跨海来台,拓疆垦荒,谋求生计。大陆旅台画家冉茂芹的大型油画作品《先民渡海》再现的就是这一历史场景。

荷人据台之前,台湾的汉人是以颜思齐为首的群体在笨港(今北港)一带屯垦,他死后,郑芝龙成为汉人领袖,主要从事半商半盗的活动。明崇祯三年(1630),福建发生严重旱灾,郑芝龙乘机在闽南一带招募大量灾民,使自己的势力大增,也使荷人辖下的领地得到更大範围的开垦。挟此势力,郑芝龙在中国大陆东南沿海一带不断骚扰,迫使明朝廷对他招抚,担任福建沿海的防备提督。后来他在福建拥立唐王,集军政大权于一身,成为南方抗清的势力之一。但没过多久,他就在满清的高官厚禄诱惑下率军投降了。可是,他的儿子郑成功却誓不降清,继续高擎「反清复明」的大纛,在金门、厦门一带招兵养军,从事抗清复国的大业。然而,「流水落花春去也」,大势既定,郑成功虽盛极一时,终究回天无术,在明永曆十三年(1659)北伐受挫后,眼见复国希望渺茫,郑成功乃接受部属何斌的建议:攻取台湾,暂时休养生息,以此作为反清复明的基地。

明永曆十五年(1661)3月,郑成功亲率大军渡过台湾海峡,先攻澎湖,再于4月30日迫近鹿耳门。当夜台江潮水高涨,郑氏兵舰顺利登陆鹿耳门,城内的汉人作为内应开城迎郑军。守城荷军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弃械投降。次年1月,荷兰人撤出台湾,郑成功在台湾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汉人政权。

可惜天不假年,入台仅半年的郑成功,即以39岁的英年与世长辞。他死后,其子郑经在参军陈永华的辅佐下推行新政。他将东都改称东宁,将天兴县、万年县改为州,行乡治制度,并增设许多官职。同时也在府城(今台南市)建孔庙,在地方设书院,鼓励民间从事私人讲学,推动教育,奠定中国文化在台湾发展的基础。

郑经除继续採取军屯政策,以军拓垦土地之外,也到大陆闽、粤沿海地区招垦,许多不甘于异族统治的汉人纷纷跨海移民来台,加入垦荒的行列。努力拓垦的结果,不仅养活了十余万的军民,也逐渐使台湾社会安定,物阜民丰,并提供了对外贸易的物资。当时对外贸易的範围,北及日本,南与南洋诸国均有往来,甚至和大陆也有走私贸易。对外输出鹿皮和蔗糖,对内输入则以军用品、棉布为大宗。

郑氏开台,图的是反清复明大业。明永曆二十七年(1673),内陆三蕃乱起,靖南王耿精忠遂请郑经出军会师。郑军先攻取漳、泉、潮诸州,后与耿军失和,互相牵制,反败回厦门,终退回台湾,前功尽弃。此后,郑氏再也无力回击大陆,郑经亦因此抑郁寡欢,终日借酒浇愁,最后也在39岁那年撒手人寰。

郑经死后,年仅12岁的郑克塽继位,军政大权由冯锡范独揽,造成内部倾轧,国事日非,给清廷以可乘之机。康熙二十二年(1683),清廷派遣郑成功的降将施琅任水师提督,挥师攻台。郑氏政权已是江河日下,当清军兵临城下,郑克塽只得率众投降,将台湾交与满清王朝。此时距郑成功开台,不过只有短短23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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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清廷钦差大臣,沈葆桢曾两度来台。初为处理牡丹社事件,后为抵御日军侵略,亿载金城大炮台即是在他的主持下建造的。沈葆桢积极倡导建设台湾,在他和其继任者刘铭传的经营下,台湾一度成为全中国最先进的地区之一。

清代营之•繁盛景象初现

明郑灭亡后,清廷原打算放弃台湾,準备专心对付内陆的反清余孽,在满朝文武官员中,只有施琅持反对意见。他上疏朝廷,剖析台湾弃留之利害:「中国东南形势,在海而不在陆,陆之为患有形,海之薮奸莫测,台湾虽一岛,实腹地数省之屏蔽,弃之则不归蕃,不归贼,而必归荷兰,彼恃其戈船火器,又据形势膏沃为巢穴,是藉寇兵而资盗粮。且澎湖为不毛之地,无台湾,则澎湖亦不能守。……弃之则必酿成大祸,留之诚永固边疆。」此番论见言辞中恳,切中时弊,终使清廷改变初衷,决定保留台湾,并设置一府三县──即台湾府,府下辖台湾(今台南县市)、凤山(今高屏地区)、诸罗(今台南县以北的开垦地区)三县,隶属于福建省。

清初治台,采消极政策,并颁「禁海令」,只准单身男子来台垦荒,严禁偷渡,但成效有限,闽、粤沿海地区人民偷渡者依然不断。到了乾隆年间,台湾西岸的开垦,从南到北,阡陌连绵,各处都有聚落,清廷乃在诸罗县的虎尾溪与大甲溪之间增设彰化县,大甲溪以北增设淡水厅,并将澎湖改设为厅。嘉庆十七年又增设噶玛兰厅(今宜兰县),可见移民已经拓展到台湾东北部了。至光绪初年,全岛即已遍布人迹,台湾的经营呈兴盛繁荣之势。

然而有清一代,对台湾最有贡献的人物当属刘铭传和沈葆桢,前者体现在民生事务方面,后者重在对国防的营造。

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击碎了中国人骄傲自大的心理,也暴露了中国自身的腐败与落伍。接踵而至的英法联军之役,中国被迫开放门户,台湾则开放了打狗(今高雄)、安平、淡水、鸡笼(今基隆)等作为通商口岸,洋人在此设立洋行从事贸易,出口茶叶、蔗糖和樟脑。由于茶叶的增产与外销,台湾的经济重心逐渐由南向北转移,以至于后来增设了台北府。

通商口岸开通后,英、法船舰北上中国大陆之时,都要先到台湾骚扰或作补给,就连日本也到台湾製造事端,作为向中国挑衅的借口。这使得清廷日益感到台湾战略地位的重要性,治台政策乃趋于积极。所以,沈葆桢到台后首先进行军事建设,他请法国工程师设计建造二鲲鯓炮台,即今之台南亿载金城,再在恆春建城墙,以加强台湾尾端的守护;其次增设府县,以强化行政功能。他还宣布废除大陆人民渡台禁令,以充实岛上人力,并积极开山抚番。遗憾的是,沈葆桢在台仅一年多就被召回大陆,他所规划的未竟事业便由刘铭传来接替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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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英国画家笔下的淡水,被描绘成小桥流水,宛如江南水镇,岸上民居与闽南建筑风格相去甚远。画面上,法国军队正在淡水行动,而实际情形并未发生。

光绪十一年(1885),台湾升格为行省,刘铭传被任命为首任巡抚。在沈葆桢的基础上,刘铭传更加积极地推动台湾的各项建设,比如将台湾的行政区调整为三府一州十一县三厅,从而奠定了现今台湾行政区划的架构;设立抚垦局,招抚原住民开闢荒地,使汉番和平相处;清丈田亩,整理赋税,增加政府的税收;鸠工开矿,将硫黄、樟脑、煤矿收为国营;加强台湾与大陆的联繫,设立邮局、铺设电报线于台湾和福建之间,购置轮船往来于台湾、大陆和东南亚;开西式学堂,培育建设人才……这一系列举措的实施,将台湾带入了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在刘铭传的治理下,台湾成为当时全国最进步的一个省份。

然而好景不长,甲午海战之役,中国不幸战败,次年中日双方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澎湖给日本。就这样,腐败无能的清廷将刚有转机的台湾岛,拱手让给了日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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傣雅族原住民马赫坡社头领莫那鲁道因反抗日本统治,发动雾社事件而垂名史册。

日据时代•在桎梏下发展

1895年,台湾告别中国,成为日本人的天下。日本对台湾的统治採取总督制,亦即总督独揽行政、立法、司法和军事大权。为扼制台湾人的激烈反日情绪和抗争,日本制定了极为严苛的法律条令,同时结合保甲与警察制度,枪枝加刺刀,最终彻底控制了台湾。

除此而外,文教与典章制度的影响更深:引进西方司法制度,让台湾民众建立守法的观念;户政、地政与吏目的制定,沿用到现在;设立西式公立教育制度,其目的虽在于贯彻殖民政策,但也使台湾民智大开,今日台湾的教育制度便是根据日制改订的。凡此种种,为台湾现代化的发展奠定了稳固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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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日本总督府的警官乘坐山轿巡视台湾山区,他高傲的神情与卑微的台湾人形成鲜明对照。

但是,台湾终究是殖民地,日本对其实行高压政策,盘剥利用,而对台湾民众的利益却从不考虑,甚至在侵华战争和进军东南亚时,强征台胞作为炮灰,人民的不满与愤慨可想而知。在日本50年的统治中,台胞的反抗游击战始终没有停止过,先后有罗福星、余清芳、江定及莫那鲁道等抗日壮士起义,引发了苗栗事件、西来庵事件、雾社事件等惨烈屠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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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台实行高压政策,盘剥利用,因此民间的反抗活动从未停止。1915年,汉人起义领袖余清芳被日军逮捕,头部扣上竹篓,押解至临时法院,接受形式上的审讯,后被日军枪杀。

所幸,日本军国主义的贪婪和野心随着中国人民八年抗战的结束而破灭。整整半个世纪的桎梏终于解除,台湾再度告别异族的统治重回中国怀抱,台湾历史又掀开了新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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